杨培芳:发展信息经济有利于构建橄榄型社会

2015-01-16 11:01 来源: 智慧城市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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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所谓“橄榄型”社会结构,顾名思义似橄榄形状——两头小、中间大。它表明的是社会阶层结构中极富、极穷的“两极”很小,而中间阶层相当庞大,因此又被某些学者称为“纺锤型社会”。而信息经济具有天然大众化属性,发展信息经济更有利于缩小城乡、区域和人群的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使我国更快进入稳定发展的橄榄型社会。

  杨培芳

  贫穷的一个重要根源是信息闭塞

  解决贫困问题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传统的解决思路,就是先鼓励富人创造财富,等富人足够富了之后,再通过收税、捐赠等形式将财富分配,在经济学上被叫做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再来反哺穷人。第二个思路,就是利用信息通信直接提高穷人素质,让他们自己创造财富。 美国诺奖得主舒尔茨认为,贫穷的主要根源不是土地贫瘠和产业落后,主要根源是由于教育落后和信息闭塞造成的劳动者素质低下。

  怎样才能更快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我们不能沿用传统的经济学方法,应该考虑一个后现代经济的新方法,也就是通过信息化直接提高劳动者素质,让贫困人群自己去创造财富。有的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说西部比较贫穷,温饱都没有解决,哪里有钱搞信息化,还是要按照传统办法一步一步地来。

  去年我在山西考察,一个村庄办了一个网站,农民上网可以知道全国的蔬菜行情,知道应该种什么,不应该种什么。农民在分析完行情后,最后选择种胡萝卜,产品销到新加坡、日本等国,整个村子都富起来了。他们说不是网络找到了农民,而是农民找到了网络。农民利用网络的能力和对网络的认识程度是我们始料不及的,非常了不起。许多研究都证明,解决信息闭塞的问题比教育落后问题更为急迫,因为通过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是个百年工程,而解决信息闭塞问题至多需要十几年。

  传统发展方式不可持续

  我国经济如何继续保持稳定增长,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由于收入差距的拉大,有钱人有钱但不知怎么花,而没钱人因为没有钱而发愁生活。面对这种情况,既需要转变生产架构,又需要转变收入结构,通过信息消费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几十年来我国主要依靠钢铁、水泥、房地产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现在的市场空间几乎用完。1958年,当时领导人认为,只有有了钢铁,国家才有实力。于是全民炼钢,为了实现1070万吨钢的目标,搞得鸡飞狗跳。现在5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钢铁产量世界第    一,超过美国钢铁总量的8倍,但是粗钢积压,细钢还要进口;能源产量世界第二,可是单位GDP的能源消耗是发达国家的3-4倍。

  最近几十年,我国通信发展确实很快,网络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网络装备水平也是世界一流,但是,综合信息化程度却很低,主要是宽带基础设施和各行业信息应用服务落后。如果说社会只存在物质、能量、信息者三种基本资源,那么,我国只有提高信息消费水平,才能有效降低物耗、能耗,走上节约、环保、可持续发展之路。

  信息经济是天然大众经济

  我国信息化发展已经出现两个失衡,一是中东西部的区域失衡,另一个是城乡失衡,数字鸿沟非常明显。造成这种失衡的主要原因则是传统经济规则和商业模式阻碍了信息生产力的发展。

  然而信息经济又具备摩尔定律、吉尔德定律、梅特卡夫定律,这些定律都表明信息经济的成本递减性、收益递增性和网络外部性等特点,是天然适合服务大众的经济领域。我们必须变革现代企业的传统经营理念。一是经营目标要从利润最大化过渡到价值最大化,二是要从经营者主权过渡到消费者主权上来。三要从同质对抗性竞争发展到异质合作性竞争上来。

  长期以来,我国只有营利企业和非营利事业两类经济实体,而对于基础性、公共性企业则按照一事一办的国家临时政策灵活处理。后来有人主张完全市场化改革,结果许多带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企业很快又成为高利润甚至暴利行业,石油、电信就是典型的例子。

  十八大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明确,水、电、气、石油、交通、电信行业中自然垄断环节的价格不能完全放开,就是要把技术进步和网络外部性的好处尽快还给广大消费者。基础网络企业应该维持低利润经营模式,以更好发挥它的外部效益,支撑多元化的信息应用服务,以更高地服务质量,更低廉的价格刺激信息消费。

  信息化是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经过35年的改革,我国基本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问题,现在钢铁、水泥和房地产已经出现过剩甚至泡沫现象,今后最重要的一环是如何启动几亿农民的有效消费需求。

  启动农民消费需求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分给农民一些钱,让其自主支配,但实践证明这样做的效果并不好。按照农民自己的传统思维模式,当然是吃、穿、住、行,盖一间好房子,娶一个媳妇,生一堆孩子——如此循环不已。

  其实无论是农民还是城里有钱人,他们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就是“追求更多物质财富”。按照马斯洛的需求模式,农民和城里人一样,首先解决的是生存问题,其次就是信息需要,然后是体面和尊严,最后是追求自我实现。解决穷人问题有一条更好的道路,那就是将信息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最重要切入点。目前我国有些地区农民每月40元不限时宽带上网(甚至带视频互动),使他们的信息一下子跨越几千年,甚至与其他国外城市同步。基础设施、公共卫生、孩子教育、精细化生产、农副产品销售等这些问题都会变得容易解决了。

  因此,缩小城乡信息差距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最重要的切入点,同时又是启动农民有效消费、化解经济危机的大计。而人们受传统思维模式羁绊,认为无论在什么经济阶段,人们的主要任务都是解决“物质产品”的生产问题,似乎只有物质产品才有价值,而公共服务,生存环境都没有价值。

  我国有些边远山区,不光没有通电,也不通公路,全靠人背驴驮,将通信卫星设备、风力或者太阳能发电设备架设起来,就可以在信息高速网中任意驰骋,试问哪个传统产业能做到这一点。现在最大问题是我国传统社会精神不适应当今,许多现行政策又严重阻碍着先进信息生产力的发展,真诚希望我们的社会少一点路径依赖和浮躁作风,多一点深刻创新思维!

  服务穷人也会有利可图

  工业经济把有钱人的腰包当作主要目标市场,因为赚富人的钱更容易,于是就有了专门为少数人建造的总统套房和高级轿车。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这种高端市场策略在许多领域遇到越来越多的麻烦。一方面因为物质资源是有限的,人类不可能沿着物质生产的直线模式无限增长。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市场从短缺经济进入了全面过剩,经济萧条可能是未来社会长期的表现形式。当高端消费者的物质需求获得满足以后,社会生产力还要不要继续发展?朝哪个方向发展?这些都需要有远见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信息产业领域里,从高端市场向大众市场转变的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根据网络经济法则,网络的使用价值与用户的平方成正比。再根据信息流通规则,如果一个信息网络只有少数有钱人使用,可能没有什么信息流量,只有有差异才会产生信息势能。在电信发展史上,已经有过不少采用高端市场战略而失败的教训。比如可视电话、“铱星”系统和新加坡的CDMA,仅靠少量高端用户难以支撑一个必须覆盖全国甚至全球的网络,要么公司破产,要么把一个新建的网络全部拆除。

  传统经济的基础资源是钢铁和能源,网络经济的基础资源是沙子(硅)和信息。厂商理论的一个重要依据是资源稀缺与可占有性,网络服务的重要理论依据是信息过剩和可共享性。成本构成与价值实现形式正在给传统理论带来严重的挑战。华为公司正是利用高性能、低价格策略在全球电信市场取得了极大成功。

  近代社会人们养成了占有更多物质财富的习惯,一方面,如果人们不努力追求物质财富,今天的生活肯定会像工业革命之前那样困苦。

  但另一方面,无限制地追求物质财富,也会形成一个无意义的经济体系。一个人占有过多的物质财富,就像喝了过量的啤酒还想再喝一样有害健康。一个国家拼命生产了大量钢铁和水泥还要扩大产量,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也要患病。经济实践越来越证明,未来社会不是物欲无限膨胀的社会。因为人们的理性迟早会认识到,传统经济的病根主要在于金融资本盲目投资生产大量物质产品,反过来遭受资源耗尽、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多方恶化的严重报复。人类最终只能依靠信息生产力对物质资源的代替效应,以更低廉的社会成本提高全民科技、教育、生活质量和保障水平。

  信息经济催生橄榄型社会

  北京某名牌大学校长在新生入学大会上讲,从我们学校毕业的学生,就是要“做大官、挣大钱”。学生听得过瘾,家长也高兴,因为谁不希望自己孩子光宗耀祖或者当世界首富。学生们沿着这个宝塔阶梯,一批一批淘汰别人、提升自己,梦想着有一天升官发财。

  如果整个社会心态都以宝塔顶端为成功的标志,达不到顶端就是失败者,而失败者只能沦为人下之人,不能流芳百世。这样的心态怎能使社会和谐安定,又怎能实现全面小康?

  人们必须明白,社会顶端巨富阶层永远是极少数人,他们不具有社会表率作用,低端贫困阶层也应该是极少数人,人们自然不会以他们作表率。只有中等收入者才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也是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关键。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褒富、悯贫的社会心理,使为数不多的中产者承受着过重社会负担,整个社会心态和社会结构发生了严重扭曲,传统市场规则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走向两极分化的M型社会。

  随着科技进步和信息的日益透明,经济个人主义伦理正在发生着动摇,贪婪占有物质财富的心理也开始锈蚀。诺贝尔经济学得奖大师布坎南指出,现代经济学在快速发展中已经迷失了救世的激情和公平的梦想。前美国总统顾问斯蒂格利茨则说:“自亚当·斯密以来,经过200多年的发展,经济学核心——标准的竞争均衡模型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市场经济,其中很多结论都是错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难以保证市场的长期活力,我们正在接近一种处于两者之间的哲学,它将为我们的时代指引方向。”

  信息生产力正在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价值观念、哲学基础和思维边界,资源共享、公共理性、合作共赢将把人类推向以知识中产者为首的橄榄型社会。

  按照劳伦斯曲线和基尼系数方法,我国基尼系数已逾0.5,而欧洲、日本一些发达国家为0.2-0.4之间。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知识劳动阶层将扩充中产者队伍。因为多数知识劳动者在解决生存和安全以后,不会无限追求物质财富,他们有更多的非物质追求,成功者的标志不再以金钱为尺度,物质财富必然逐渐走向相对均衡。

  2010年,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来华邀请中国富豪吃饭、劝捐,中国富豪总体表现冷谈。这里面有中国社会环境问题,也有复杂的社会心理问题。但是总体上讲,中国不适合让少数人暴富之后,再通过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实现社会均衡,中国需要在一次分配就考虑公平因素。如果完全按照个人理性经济规则,欧洲应该诞生比美国更多的世界首富。居里夫人、英籍华人高锟(光导纤维之父)比盖茨的贡献毫不逊色,但是他们没有利用传统市场规则谋求利润,而是使科学技术迅速向社会大众普及。再比如欧洲的GSM移动电话系统和W-CDMA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还有中国人发明的激光印刷术和许多开放式优秀计算机软件,发明者都没有像美国人那样追求垄断利润,而是更有效推动了社会进步。

  现阶段的信息技术既张扬公平,又放大邪恶,甚至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追求一夜暴富、一曲成名。但是网络最大的社会功能就是使信息快速透明,而信息透明就意味人类将生活在一个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社会或者地球村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只有真诚合作、平等交往者才能获得持续发展的机会。

  如果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那么网络之磨必然会催生以知识中产阶层为首的橄榄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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