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或克扣费用 权力“任性”让城市“智慧”不起来

2015-08-18 10:08 来源: 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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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日前走访多家在智慧政务市场领域颇有影响力的企业,其负责人纷纷反映,虽然智慧政务市场潜力巨大,但受行政因素的影响太大,企业生存艰难。其中,智慧政务招投标中的过分低价竞标,成为企业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不仅压抑企业的积极性,还导致部分智慧政务应用软件质量低服务差,甚至用了两三年就束之高阁。此外,还存在政府“任性”克扣企业合同费用,领导喜好和个人素质影响企业经营等不合理现象。

  竞标仅看价格不看服务水平 企业遭遇烦心事没地儿说理

  智慧政务招投标中的低价竞标现象,成为企业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一IT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一些城市开展业务时常在招标过程中遇到烦心事。

  上述IT企业最近在长三角一个地级市开展业务,政府招标方案几乎都是该IT企业帮忙做的,但没想到最终被一个小公司用了比该IT企业低一半的价格中标。这个小公司实力不足以做整个项目,结果又用更低的价格转包给该IT企业。当地政府领导要求这家企业必须接这个活儿,企业不敢得罪当地政府,无奈之下只能勉强接过来。“这个事情感觉非常恶心,但又没地儿说理去”,该IT企业的负责人说。

  “政府采购低价中标的模式必须扭转”,天津市软件行业协会副会长、天津博和利软件设计有限公司总裁郭晓和说,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时,不管是软件产品还是维护服务,政府部门都要求低价,表面上看好像节约了政府资金,但实际上副作用非常大。

  郭晓和表示,智慧政务的软件可以做得很大,也可以做得很小。产品的硬件价格可以降低,但有实用意义的软件和有咨询性的服务才是最有价值的。但现在的情况往往是地方政府提出了100万元的项目,有的企业5万元就中标了。政府宣传节约了多少采购资金,但实际上压抑了企业的积极性,而且导致很多政府采购项目做出的系统和软件水平低、服务差。就他的经验看,以前80%的政府应用软件用上两三年就束之高阁了,有的使用者寥寥无几,有的干脆废弃。

  上海互联网软件有限公司市场部副经理高黎娟说,招投标以低价为标准,对智慧政务的伤害很大。好多项目本来利润就不多,如100万元的项目,我们报价80万元,可还有企业报价40万元。很多项目被做死了,通不过验收,只能再招投标。

  郭晓和认为,政府应该鼓励企业参与政府采购,中标后再进一步追加配套服务费,让质量越好的企业越有积极性,这比政府部门每年拿补贴到处撒芝麻好得多。现在有的企业争取到很多补贴,为了交差硬是造出一些所谓的智慧政务项目,水平低不说,还去低价争市场,扰乱了市场秩序。

  部分地方政府盲目上硬件 “任性”克扣企业费用

  在信息化建设中,一些政府部门“贪大求洋”上硬件,出了问题“任性”克扣企业费用,让不少企业感到心寒。

  烽火科技集团是我国知名的信息通信领域产品和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在武汉等中西部省份销售规模很大。公司科技发展部技术总监桑梓勤说,在智慧政务建设中,有的城市总是认为国外公司做得好,认为做个招标方案没有国外公司参与就上不了档次。“实际上国内不少企业在这个领域技术是领先的,而且我们的方案都是从中国城市实际建设经验中得来的,更切合实际。”

  据高黎娟介绍,现在智慧城市项目中,集成服务较多,硬件成本的价格比软件开发还贵。因为现在还没有规定说必须用国产硬件,所以多数政府部门愿意用IBM、惠普等国外大企业的产品。一个1000万元的项目,硬件可能就要700万元。中标价本来就很低,硬件又占了大部分,企业只能找一些比较差的工程师来做软件。

  东华智慧城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哲浩说,当前的市场形势下,很多厂商做智慧政务项目主要是靠卖硬件赚钱,光卖软件合同额太低,难以为继。一些软件公司卖硬件能赚几百上千万元,而做增值服务,一年只能赚几十万上百万元,确实很难。

  谢耘说,去年年底,神州数码在西部一省会城市做了三个智慧政务项目,眼瞅着就要进入验收程序了,但此时当地政府开始内部审计,并提出意见认为当初的招标价格高了。按理说,企业与政府签订的是商业合同,只需要按照流程完成项目并交付给政府就可以了,更何况审计部门并没有其他意见和要求。但让企业没想到的是,项目主管部门直接下令把项目资金扣下不给了,而且一下子扣了四百多万元,占了项目总额相当大的比例。

  “当时我非常恼火,直接给西北区项目负责人下指令,一年内这个城市无论什么项目都不做了,业务全部停下来”,谢耘说,扣费用并不是因为企业合同执行得不好,而只是因为审计部门出了意见,当地主管部门就任性扣钱,这种做法根本就不是中央大力推进的依法治国行为。

  不懂智慧政务 换个领导就变天

  中城智慧城市研究会秘书长李建平认为,对于智慧政务而言,眼下资金和技术都不是问题,其推进的深度和广度取决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推进的程度。有的领导希望自己的眼睛更透亮、更智慧,去监督别人,但又不想被别人监督,导致智慧政务在各地推进的差异非常大。

  北京亚信集团下属的亚信数据有限公司近年来积极探索数据交易,并在部分城市投资建设了数据交易市场。公司产品经理温江凌告诉记者,政府只要愿意干,就肯定能干成。例如,5月初在贵阳开业的数据交易中心就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到省里走审批流程,5天就办完了。而在哈尔滨,虽然当地领导的前瞻性也很强,给了不少支持,但交易中心的批文在省里转了8个月,至今仍拿不到。公司本来打算去年“十一”就开业,成为全国的第一家数据交易市场,结果到现在也开展不了业务。

  这种情况,公司在很多地方都遇到过,一些地方政府存在“怕”“等”“缓”思想,想再看看其他地区的情况再决定,不想成为第一个,温江凌说。

  多家企业反映,权力扭曲客观规律的现象在各地广泛存在。行政长官想做什么,直接理直气壮地提要求,完全不考虑企业和委办局是不是有这个能力。

  谢耘说,企业去年9月跟西部一大城市的主要领导见面,领导竟然要求10月31日前上线市民服务平台,“平台软件一个多月可以做出来,但上线需要跟全市委办局全面深度配合。事实上,这都过去半年多了,到现在平台也开通不了,而且相关部门到现在也没招标。”

  不少企业反映,政府部门中懂信息技术、掌握信息化建设规律的领导太少。如南方一省会城市刚成立专门部门主推智慧城市建设,但主任和常务副主任从来没有接触过智慧城市,“他们自己都承认不懂IT”。在中央大力倡导“互联网+”的大背景下,充实懂IT的管理人才迫在眉睫,否则不少城市还是把企业的信息化投入当成招商引资项目来对待,企业把钱投下去,效果如何很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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